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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图说]营救中共党员的行动

发布时间:2018-05-16 浏览:


1931年由欧洲回国后,投身抗日救亡和营救被捕政治犯就是宋庆龄的两项主要工作。淞沪停战后,她将主要精力集中到营救被捕政治犯的工作中。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前后,宋庆龄先后发起过营救邓演达、牛兰夫妇和陈独秀的行动,公开为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辩护,引起了强烈的舆论反响。

1932711日,在营救牛兰夫妇的过程中,宋庆龄第一次组织了由中外人士组成的营救团体“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”。她亲自担任主席,史沫特莱任书记,成员包括杨杏佛、林语堂、朱少屏、斯诺、伊罗生等32人。营救陈独秀时,宋庆龄一度希望从国民党内部打开营救政治犯的渠道。1031日,她以中央委员名义向国民党中央提议组织特种委员会,专门处理政治犯事件,但遭蒋介石拒绝。为此,她加快组织以营救政治犯为目的的团体。    

112日,宋庆龄向外报发出专函,表示拟发起组织团体,“专以保护及营救所有政治犯,及‘清共’时被牺牲者为职志”,呼吁“中外知识阶级及友朋参加是项运动”。12月上中旬,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,总部设在上海,设分会于国内各重要城市。宋庆龄担任同盟主席,蔡元培任副主席,杨杏佛任总干事。此后半年多时间里,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展开了很多营救行动。

与宋庆龄的工作重心不同,何香凝将精力主要集中在组织抗日战场救护事务上,她虽没有参加民权保障同盟,但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支持宋庆龄的工作。何香凝历来反对国民党当局掀起内战、围剿苏区、屠杀共产党人,在旅欧前后的诗歌、文章和讲话中,她多次态度鲜明地谴责对进步青年的残害。何香凝对共产党的态度直接体现在对儿女工作的支持上,廖承志、廖梦醒及其丈夫李少石都是共产党员,她知情但并没有阻止儿女冒着生命危险从事革命活动,还以款、物接济他们。193332日,何香凝更以向国民党当政者发出公开信的方式,直接提出释放全国政治犯的主张。

1933328日,因叛徒出卖,廖承志、罗登贤、余文化在租界被捕。为了尽快获得营救,廖承志主动承认自己是廖仲恺、何香凝之子,还诱使租界巡捕将他带到何香凝寓所,通知何香凝他被捕的消息。因廖承志身份特殊,次日,“廖承志昨日被捕”的消息在上海舆论界引起了轰动,各种报刊长篇累牍地进行报道。

廖承志被捕的消息传出后,何香凝当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行动,并打发人川流不息地到老闸捕房看望廖承志。宋庆龄也在29日下午赶往何香凝住宅慰问,并商讨营救办法。29日,何香凝发出致全国军事政治长官的公电,并分别致电蒋介石、汪精卫等人,告知廖承志被“外国捕房拘捕,但未悉拘留何处”,表示“愿与儿共囹圄,惟不愿留外国囹圄,要求解往华界,即死亦愿在华界,不在租界”。

在此前后,陈赓等人也被租界巡捕房逮捕,并与廖承志等人关押在一起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随即展开了对罗登贤、廖承志、陈赓(化名陈广)、余文化、谭国辅(谭人凤孙女,化名陈藻英)的营救行动。30日上午,宋庆龄主持召开同盟临时执行委员会,讨论营救办法,决定由蔡元培和宋庆龄委托吴凯声律师担任辩护律师,此外聘请马常律师代表廖承志,蔡晓白律师代表罗登贤和余文化,屠坤范及倪律师代表陈赓。

陈赓等在南京一直被国民党中央党部羁押,宋庆龄等担心国民党以党纪代替法律来审判他们,将导致丧失通过法庭斗争展开营救的途径。于是15日,宋庆龄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名义再次致函汪精卫、罗文干,要求将陈赓等移送法庭办理。司法行政部部长罗文干虽也同意司法独立,由法院进行审判,但人被控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陈果夫、陈立夫手中,没有蒋介石的许可,他也无能为力。26日,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央执委会决定聘请唐鸣时律师赴南京,营救罗登贤等人。但是,在党高于国的年代,宋庆龄等人的努力注定难以成功。值得庆幸的是,5月,陈赓在其他同志的协助下成功逃出,幸免于难。
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——节选自《宋庆龄与廖仲恺、何香凝一家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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